文，最终将接替鲁滨逊担任研究所所长之职。“在关系到研究所的重要决策中，他总想自作主张，……不大肯征求鲍林的意见。”

    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研究所就是鲁滨逊的生命和未来。只要研究所的大权执掌在自己手中，他就是生活的主人，就可以摆脱鲍林的阴影，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听从鲍林指挥的二把手。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担当过鲍林儿子的角色，那么他现在要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了，这几乎有一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了，阿特·鲁滨逊要搬掉这个父亲般的人物，目的是要一手掌管他们两人都视为珍宝的东西：研究所。

    但是，对鲍林来说，哪怕是得意的门生，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自己的声誉和研究。当他看到自己似乎有被晾在一边的时候，他开始反击了。“在此有人指出，阿特已经习惯于将研究所当作他私人的财产，”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也许他以为我上了年纪，不中用了，只配坐在一棵树下抽烟了。”

    鲁滨逊终于被撵出了研究所，但是，他在法律上不愧是一位难缠的对手。他递交的诉讼状，几经修改，一共有八份，要求赔偿的总数高达6740万美元。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好几年，他的身心也全部泡在其中了。他现在的任务是，扳倒他曾经帮助创建的这一所大厦，鲍林的研究所理事会毁了他的学术前程和职业生涯，他要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研究所方面的人也许这样想，时间一长，鲁滨逊的精力和钱财耗光了，他自然就会感到厌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鲁滨逊和鲍林一样，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研究所的工作场所。他将自己一手购买的计算机用于赚钱的研究项目，将这些原本用于尿样分析的仪器变成了商海鏖战的工具。据他本人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用这种方法一共赚了50万美元，这笔钱足够支付他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和打官司所需的开支了。

    对研究所来说，这可是一场灾难。几十万美元当作了法律方面的费用，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以前募捐所得。诸如（巴龙）那样的金融报刊和一些科学刊物对这一案子所作的报道，也给研究所的名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况且，鲁滨逊仍不肯罢休。

    对研究所来说，也不是只有不好的消息，特别1978年年底的时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来一再向他发出的邀请，终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研究所担任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对许多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春风扑面。鲁滨逊走了，那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也随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为人和善，热情大方。他和鲍林一直忙于修改一篇论文，其中总结了卡梅隆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治疗癌症病人的有关结果；为了避开有些人的挑剔，他们删去了那些缺乏对照试验的病例，并对原先测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适当的修改。这样，试验的结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说服力了。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的病人，与没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将近一年。在接受维生素Ｃ治疗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布为“病人膏盲”以后，又活了三年以上；对照组的病人却没有这样的案例。这篇经过重新加工的论文，像往常一样拖延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78年9月号《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正式发表，编辑部的一位编辑还附上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强调指出，运用历史性资料作为对照组进行的试验，与经过随机选择的双盲试验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随后，鲍林和卡梅隆又开始着手将他们的思想撰着成书。这件事情帮助鲍林暂时摆脱了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给他带来的烦恼。发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讯不断。鲍林作为现代化学之父的地位由于一系列新的嘉奖而得到人们的承认。《时代》杂志甚至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赞扬了鲍林。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国知名人士列举了他们认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生活的领袖人物。历史学家科马吉提名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