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喂，站住你到哪儿去”“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回什么家啊”“回自己屋头呀”“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在讯问过程中，一个翻列车时刻表，一个翻里程价格表，等他伸出手来要钱补票时，价格已由妇女中的一位报出来了。掏钱补了票，他挥挥手道：“走吧。”又接下去询问第二个。既不和颜悦色教育逃票者，又不厉声训斥。有说没带钱的，那也难不倒他。只不过多提几个问题，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记得电话号码吗记不得也没关系。他撇下这个没钱补票的，又问下一个。而两个妇女中的一位，就走到电话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