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于是她拟出一个电报底稿：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务必马上回来。发出电报，她就去穿外衣。穿好外衣，戴上帽子，她又望望发胖的、沉静的安努什卡的眼睛。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同情。“安努什卡，亲爱的，我怎么办呢？”安娜抽噎着说，一边束手无策地往安乐椅上一坐。“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种事是常有的。去散散心吧，”那使女劝她说。“是的，我就去，”安娜说，提起精神，站起身来。“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来了电报，就送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家里去……不，我自己会回来的。”“不过我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得找点事做，坐车出去，主要的是走出这幢房子，”她自言自语，恐怖地谛听着她的心脏的剧烈跳动，她匆匆忙忙走出去，坐上马车。“到哪里去，夫人？”彼得还未坐到驾驶台上就问。“到兹纳缅卡街，奥布隆斯基家去。”二十八天色晴朗。下了一早上蒙蒙细雨，现在刚刚放晴。铁板屋顶、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带、铜器和白铁皮——都光彩夺目地在五月的阳光中闪耀着。这是三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坐在舒适的马车的角落里——那马车由一对灰色马拉着飞跑，在那伸缩自如的弹簧上轻轻摆荡着，安娜在车轮的不断的辚辚声和露天里瞬息万变的印象中，又回想起最近几天来的事情，对她的境遇的看法跟在家里完全不相同了。现在死的念头不再那么可怕和那么鲜明了，死似乎也并非不可避免的了。她现在责备自己竟然落到这么低声下气的地步。“我恳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认了错。为什么？难道没有他我就过不下去了吗？”撇开没有他她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她开始看招牌。“公司和百货商店……牙科医生……是的，我要全跟多莉讲了。她是不喜欢弗龙斯基的。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诉她。她爱我，我会听她的话的。我不向他让步；我不能让他教训我……菲利波夫，面包店。据说他们把面团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还有薄烤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十七岁的时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过三一修道院。“我们坐马车去。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有多少在我看来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却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时有过的东西现在却永远得不到手了！那时我能想得到我会落到这样屈辱的地步吗？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时装店和帽庄，”她读着。有个人对她行了个礼。这是安努什卡的丈夫。“我们的寄生虫，”她记起弗龙斯基以前说过这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我们不能拔掉，但是可以掩藏起这种记忆。我也要把它掩藏起来！”这时她回想起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过去，回想起她如何把他从记忆中抹去。“多莉会认为我要抛弃第二个丈夫了，因此一定是我不对。难道我还想有理吗！我毫无办法！”她说，想要哭出来。但是她立刻奇怪这两位姑娘为什么微笑。“大概是爱情！她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卑下的事哩……林荫路和儿童们。三个男孩子奔跑着，玩赛马的游戏。谢廖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是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会失去一切了。他也许误了火车，已经回来了。又要让你自己低三下四了！”她对自己说。“不！我到多莉家去，坦白地对她说：“我不幸，我罪有应得，全是我的过错，不过我仍然是不幸的，帮帮我的忙吧……这几匹马，这辆马车，我坐在这辆马车里多么不舒服啊，都是他的；不过我再也不会看见这些了。”重温着她要对多莉讲的所有的话，故意刺激着自己的心，安娜走上楼去。“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里问。“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