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40亿各各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作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展示自己的持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肃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道来作。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去思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达尔菲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司人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有成员，要他们重新考虑，注意别人的不同意见之后，再次填写问题单。如此这般。通常三个循环足矣。那时候能够达成的一致意见达成了，最终的答案据说是基本可靠，并常比第一轮更有趣。在此法的某些变体中，参与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引入新的问题。

    得知达尔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时效果还极好，我们几乎感到大丢面子。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