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illiam ;Footnotes Offering Feradition in a Searc;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 1996. 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傅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中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傅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致，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卢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舆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末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