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保存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条不是“当务之急”。它的重要性被那时的“主题”所掩蔽，引不起所谓“革命群众”的反应。

    戴季陶说：“至於从革命的思想和知识上说，许多前时代的党员，也实在固陋得可怕。从前总理在时，每次定了一个前进的方针，大家总是把它拚命向后掇！”这就是因为“前进的方针”在“前一时代”是引不起群众反应的。

    1.8 “莫难於破坏”的“五四运动”

    但是时代是前进的。“前进的方针”到后一时代，群众的反应就不同了。民国成立了八九年，国人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他们感觉到只是政治性的变法改制，仍不足以建立出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继续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总改革。这项要求遂把中国现代化运动推入第三阶段而爆发了“五四”前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最精辟的一句口号便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果然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之前，两千年来独家经理的“孔家店”内许多（我们没有说“全部”）陈货都变成无价值的废料了。此外如释迦牟尼、朱熹、王阳明，乃至晚近入口的耶稣等的“一切价值”都成了问题。

    旧有的束缚一旦掉去，中华民族的思想突然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所以“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实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事业，莫难於破坏”的“破坏运动”。事实上，它除在文学改良上另有辉煌成就之外，其他方面的收获亦只此而已。“五四”的大师们，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态度”这一项武器，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的毁掉了。但在这破坏的废墟上，他们建设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说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因此“五四运动”之“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

    再者，“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就纷纷而起了。

    且看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打走陈炯明、沈鸿英等军阀之后，在广州欢宴各有功革命将领时，发表一篇演说。中山说：

    民国成立到今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中没有一天没有变乱。这个变乱不已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就是新旧潮流的冲突……，旧思想是妨碍进步；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今天要请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标准呢？大略的讲便是拿一个主义做标准。

    那时相信孙中山的人当然就拿“三民主义”做标准了。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呢，自然就另搬出其他“主义”来了。因此在“五四”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各有一个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社会党”、“法西斯主义”集团、“无政府主义”集团，乃至於“实验主义”者都各立门户的应运而生。久已为党内同志所忘怀的国民党和它的三民主义，这时又活跃起来，实行改组。

    这些新兴党派，乃至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是继“五四运动”而产生的。其性质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是绝对不同的。民国初年的党是纯英美式的政党。“五四”以后的党是著重社会运动和文化改革的党。

    且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后来又为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氏关于国民党改组的看法。他说：“民国八年以后（亦即“五四”以后），国内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