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阶段。

    现阶段在大陆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说他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敢说他是“反革命”。因为这“右派”的确是自中共内部发生的，其中坚分子多半是对“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於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於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