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通史教师，古代史也是应该熟读的。作为一位“读史者”，我对海内外出版品的尖锐对照，不能不感到惊奇。更奇怪的则是我看到双方各是其是，对对方的观点与方法，完全漠视，甚或藐视。——这是由于文人相轻的传统心态在作祟呢；还是学术宗派主义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扰学术有以致之呢？

    总之，海内外学术界目前仍然存在着这种互不沟通的情况。自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之后，海内外确已逐渐沟通开放，但是在史学界，尤其治“传统历史”（traditional ory），在我们读史者看来，海内外的观点、方法、理论各方面，仍然是个“三不通”。学术思想如果存在着严重的“不通”，则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这个“文化结”不解除，政治结、经济结，乃至军事结是无法清除的。

    4.3 “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

    这个文化死结，何以结得如此牢固呢？我们读者们冷眼旁观，大致可提出数种假设来。第一是海外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牢不可破的成见。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人们立刻便想到“政治挂帅”。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治下，一切学术都是替政治服务的。替政治服务的学术，本末倒置，就谈不到客观研究。失去客观研究的独立性的学术，还有什么学术可言呢?所以他们就漠视了。由漠视到藐视，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点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本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个“绝对”的是非。以人类古代史而谕，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个绝对的“是”；其他的说法则是个绝对的“非”。是非既然绝对化，则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以神学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社会科学家就不能接受了。在历史研究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二十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视、相互藐视。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怪现象，海内外历史家都有责任。海外史家的责任是因噎废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武断作风的不满而加以通盘否定。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则是“反解放”——在一个有四百万“解放军”保护之下的伟大国家里，事事物物（包括农工和妇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时代中，而三十年来历史学界所追求的却是个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对历史学里的“解放运动”，那就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则海内外就不易沟通，乃至老死不相往来了。

    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奴隶社会”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它的肯定是绝对的。持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史学家则被斥为“托派”；非社会主义史学家，则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把这个观点肯定得牢牢的，当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二〇年代执笔始至七〇年代病殁止，他对这一古代史的论断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现代史学上对这个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备的“物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实物作证。可是这些物证并不完备。例如郭氏认为最大物证便是“人殉”。人殉绝不能证明“奴隶制”的存在。今日有待发掘的“秦始皇陵”，将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