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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 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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