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余读咸同两朝之《筹办夷务始末》，见满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书，纵在英法联军推向北京炮声正浓之时，其篇章亦以来自盛京（今沈阳）为最，足见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国对华疆土之兼并，自彼得大帝（Peter t，统治俄罗斯四十三年，一六八二～一七二五）至史达林（统治苏俄三十年，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初无稍变。东起海参崴、西迄伊犁，两国疆界绵长五千哩，俄人总是虎视眈眈，伺隙而动。其志在兼并整个满蒙与新疆，证据斑斑。我国近代史家每举唐鲁岛梁海、江东六十四屯、与伊犁等小区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邻家。北邻之大志固在中国长城以北之整个满蒙与新疆也。

    此种帝俄对中国之侵略远景，受祸最大者固为大清帝国，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属难能，对边疆、对藩属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

    日本在近代东方之崛起，是历史上一个奇迹。其崛起后竟能踵随欧美诸强，侵掠中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黄色帝国主义，而其凶残则较诸白色帝国尤有过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为大陆上汉族文化向外扩展之边缘，而此边缘文化于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体，其母体文明又表现得若斯之颟顸不可救，则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为乎而然呢？在诸多解说中或以社会型态说较为可信，且为读者试释之。盖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后，隋唐以后，僧侣学子群访长安，日本社会制度才开始汉化。然汉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权文官制、考试制度、征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适合岛居小国。日久变质乃与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国之文官制、征兵制，原均为代替世袭制而设计者，日本试行之，中央集权未成型，反而助长诸侯世袭，军人职业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谓藩幕是也。说者以日本明治维新前之社会结构，实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结构则为欧洲“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an）之温床也。日本既有此温床，蓄势待发，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此一“欧罗巴社会结构”说，颇能道其契机，故为读者述之。至于我国传统社会之结构则为单纯的“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故与欧式经济发展，殊嫌凿枘不投。笔者于上篇曾详释之。幸读者贤达审阅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会型态之偶合，盆之以明治时代之开国精神，心物两健，不旋踵乃崛起为侵华最后起之帝国主义矣。甲午（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中日之战”后，割我台湾，奴役朝鲜，进窥南满，中国之外患遂益形复杂，而英国在东亚大陆上之“维持现状”政策，也就更难“维持”了。

    7.10 所谓“势力范围”的因因果果

    我们如把满清末季英国对华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国这一“纵深发展”的政策，盖有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不像俄日两国的侵华政策前后不变，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阶段便是统治印度之后，乃把中国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阶段之发展，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及其后数年为巅峰。在此阶段中，英国对美法俄诸强均嫉视殊甚，而其他列强亦以牙还牙，视为公敌。此亦欧洲纠纷在亚洲之余绪也。

    第二阶段则自一八五八年“亚罗船事件”（t），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始，直到一八九八年“义和拳”之蠢动而告终。在此四十年中，英国在华与诸列强之关系则为政治妥协、经济领先，甚或独占（如鸦片、如航运）。以故在此阶段中“维持现状”实为英国对华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一八九八年终成泡影。盖此时大清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