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

    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

    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

    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

    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河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读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