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柬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11.3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下通，在汉以后，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舆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雨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