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lt;封五王诏gt;。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下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衰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〇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扬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三二干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怱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入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下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〇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lt;张献忠传gt;，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