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