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 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前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