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的争执

    武帝初立太学时，学官所立“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汉书?刘歆传》）其它师承系统，多见摈于学官之外，引起学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汉书?宣帝纪》）最后由宣帝亲自“称制临决”，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谓“义虽相反，犹并置之”。（《汉书?刘歆传》）这一次由皇帝亲自作主席的辩论会，总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学里少数学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后，古文家异军突起。这一学派的领袖刘歆乃思打入这“中央党校”，将《左氏春秋》、《古文街书》、《毛诗》、《逸礼》等列入学官。诸博士又群起反对。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竟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这分明是作无言的抗议。（同上）其时因为既立学官的诸派博士势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只好把刘歆外放以息此争。且看班固的记载：“‘哀帝时’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后汉书?贾达传》）

    这是我国古、今文学派斗争之始。然而两汉以后，康、梁以前，这两个学派的争执几乎是纯学术性的。但是在西汉末季，这两派的争执实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那是事关学官的废立，亦即为操纵执政党“中央党校”的问题。所以汉代自孝宣以后，我国学术界（当然是与政治息息相关）已不是“罢黜百家”的问题，而是已沦入儒家内部“解经”问题的派系之争。这与欧洲中世纪教廷内解释《圣经》之争，以及现代集权国家内解释“思想”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士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太学之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