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了。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