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的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的。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

    相对之下，则洋教会中主教的老婆，就等于中国的“一品夫人”；牧师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见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时在中国传教久了的西方传教士，一旦回到他们自己国内做平民，对他们根生土长的小区，都很难适应。因为他们在中国时，都有高官的身分，和供使唤的婢仆。高官就难免有“僚气”。有僚气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小区之内，就很难适应了。

    西方教会既然在中国境内形成了“第二个政府”（有时甚至是“第一个政府”），则在这另一个政府庇护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注】 西方教会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会有儿子。儿子在父亲死后自然就会争遗产。而主教当时都掌握有数会产案；而教会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则嫡子嗣子的遗产之争，就闹不完了。这样教廷乃干脆禁止主教们娶妻生子。

    教民又是什么回事呢？教民现在叫基督徒。那时中国境内极少中国牧师主持的华人教堂，所以中国基督徒都是在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教堂中做礼拜。信徒全是由外国牧师领洗的。中国人虽久有一盘散沙之喻，而洋教会则善于组织。因此当时分布在山东省各教会中心的中国基督徒（人数约在两万至四万之间），实在是一个在外国牧师领导之下，很有组织、极有力量的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领导”（恕我借用一个目前通用的名词），每个人都享有“治外法权”。在“领事裁判权”保护之下，他们既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他们对接受他们传教的中国教民，也就只按他们的教义来加以保护了。所以这时在山东的教民不是弱者。他们的团体在当时多重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其力量不但足与任何黑、白社会的民间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卦教、义和拳、青洪帮、农会、工会、宗亲会、同乡会等等）相抗衡，它甚至把当地权力无边的各级衙门也不放在眼里。——满清政府对当地人民虽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他们对在洋教会保护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让三分，不顾自找麻烦了。

    因此，那平时极少制衡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那极权政府的鱼肉人民，和防制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里，有时也发生着很多的正面作用。

    慢说清末那个腐化的政府了，就以目前这个张牙舞爪的北京人民政府来说吧！我们那个橡皮图章的“人民大会”，对中国人民所应享有的人权、民权的保护，究有多少实效呢？朋友，你嫌老美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的国会动不动就为我们的“人权”投票。但是我们的国会既然保护不了我们自己的人权，人家不愿只“自扫门前雪”，偏要“替天行道”，到我们门前来吵吵闹闹，发生点国际制衡作用，又有何不好？我们都是有共同“球籍”的居民嘛！我们如果由于受不了芳邻善意的骚扰，便要拉擭一向不怀好意的恶邻日本，组织“大东亚共荣圈”，来和老美“冷战”，甘心让鼠首两端的日本反动政客来打“中国牌”，那就偷鸡不着蚀把米，后患无穷了。这虽然是题外之言，然一念及之，仍情难自己也。

    可是那时的中国教民既享有如许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而信教的人，还是寥若晨星（约合山东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二，原因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