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徒传教士的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前者所做的是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后者则是一边倒——中国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他们实在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当然那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缠足、纳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现得十分落后甚至野蛮的。但是中国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玉石不分。除旧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斯之谓“现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医药一项作比。中古时期中国之医药，实远胜欧西；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时，则“中医”较“西医”之落俊就不可以道里计矣。然“中医”（如草药、如气功、如针灸）又为何不可“现代化”、“科学化”，以至于“中西医结合”，截长补垣，互惠合作呢？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中医，全用西医呢？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垣长。不可下分层次，下辨古今，囫囵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衰势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囵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双方均各走极端。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落后贫穷的中国异端，除信他们的上帝之外，无二话好说。伯驾牧师说得好：“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因此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此一“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心态，其后且蔓延至西方汉学界。连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汉学泰斗的费正清先生亦终身服膺之。到他写完自传的死前数年，才稍有转变。

    这是那时西方人在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如不改变，则西方教士传教中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洽平诸先生策画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旧约》中出现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