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杉山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世界名都中各大报刊的报导，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的，如今《马关条约》墨汁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八三四一部队”是抓在他二人的手中啊。他二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下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戴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翘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奸汉。（见《清史?董福祥传》）

    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二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二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着。因此六月十五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车”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江大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害呢！一九三六年冬，张少帅发了一顿小小的少爷脾气，不是把我们五万万同胞，朋友，包括你和我的命运，彻底的改变了方向，以至于今日？

    就在西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六月十六），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论颁下不及二十四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