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