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将军”也。

    【附注】 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毕生；武科毕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