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 。

    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 ，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 。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 。

    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

    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 ——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

    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

    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 。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

    注释

    ① 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

    ② 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零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

    ③ 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

    ④ 笔者遍翻《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