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皇、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e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衙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零）。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lt;香港兴中会章程gt;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下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