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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下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7.2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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