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
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