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99]鄞人言出其子坊伪撰。又有子贡诗传，后儒往往惑之。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曰徐巿倭国本者，徐市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100]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郑康成注孝经来献，不言有尚书。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101]文公五年引，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从二人。襄公三年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正义曰，箕子商人，所说故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102]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汉以来别无异文。史记夏本纪亦先九州而后道山道水。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103]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上。故左传成公十六年引，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预注，并以为逸书。国语周单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单穆公引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昭解亦以为逸书。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篇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进上，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104]字叔然，汉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105]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征顾命，不难于议经，况传记乎？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106]近有谓得朝鲜本尚书，于洪范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禃来朝，宴于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伪撰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较讳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