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杨编修曰】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变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门地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赀，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沈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自此意浸失，而纲目愈密，名义之防愈疏。礼法日峻，廉耻之途日绌。祖讳不复严，而后生轻薄，蔑视前人，于是鬻贩宗曾，冒乱族姓。对子骂父，无元方之责言。数典忘祖，多籍谈之流失。为可叹也。门地不复尚，而名德后人，降为皂隶。菜佣市侩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轹士流，而清门旧族，式微不振，至不获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复慎，而伉俪失伦，泾渭莫辨。较量赀财之重轻，则谭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贸丝之氓。趋附一时之炎势，则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暂之出入布币。尤可耻也。流品不复辨，而士气不伸，直节多迕，遂有寡廉鲜耻之辈，望坐下拜于阉竖之门，屈节奔走于权幸之室，干儿义孙，腼颜不顾，气节之丧自此始矣。清议不复重，而小人无忌惮，君子无所执持。乡里之所齿，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权。背父母桑梓之义，而以砥节奉公，甘嘻笑怒骂之来，而惟知固宠干进。心术之坏，于斯极矣。使六朝诸贤遗风未泯，犹足以振末流之委靡，回狂澜于既倒，亦人心风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贤，移风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杨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盖据二帝蒙尘之初而言。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馀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原注】钻者，取必入之义。班固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邓绾传，以颂王安石得官，谓其乡人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盲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