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論》之錄，專取朱於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像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亙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傚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吨�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馮道為吏隱，以卓文君為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