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旷闲。兵威所加，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放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邪？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缛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繇是与？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论金时之弊至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杀人、好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尼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宋馀靖言：“燕蓟之地，陷入契丹且万年，而民亡南顾心者，以契丹之法简易，盐麦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是则省刑薄敛之效无所分于中外矣。○徙戎武后时，外国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观中国形势，其后竞为边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曰：“臣闻戎夏不杂，自古所诫。蛮貊无信，易动难安，故斥居塞外，不迩中国。前史所称，其来久矣。然而帝德广被，有时朝谒，愿受向化之诚，请纳梯山之礼，贡事毕则归其父母之国，导以指南之车，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汉魏以后，遂革其风，务饰虚名，微求侍子。谕令解辫，使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此又中叶之故事也。较其利害，则三王是而汉魏非；论其得矢，则距边长而微质短。殷鉴在昔，岂可不虑。昔郭钦献策于武皇，江统纳谏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变。晋帝不用二臣之远策，好慕向化之虚名，纵其习《史》、《汉》等书，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计之失也。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痒序，高步璺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览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戎人广其纵横之智。虽有慕化之美，苟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繇于此。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寇戎乎？谨按楚申公巫臣奔晋，而使于吴，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吴于是伐楚，取巢，取驾，克棘，入州来，子反一岁七奔命。其所以能谋楚，良以此也。又按《汉书》：桓帝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其后卒有刘、石之难。向使五部不徙，则晋祚犹未可量也，鲜卑不迁幽州，则慕容无中原之僭。又按《汉书》：陈汤云：‘夫匈奴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弯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敌人得法，况处之中国而使之习见哉，昔汉东平王请《太史公书》，朝臣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之说，不可以与诸侯。此则本朝诸王尚不可与，况外国乎！臣窃计秦井天下，及刘、项之际，累载用兵，人户调散，以晋惠方之，八王之丧师轻于楚汉之割地，冒顿之全实过于五部之微弱。当曩时，冒顿之强盛，乘中国之虚弊，高祖馁厄平城。而冒顿不能入中国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诸夏，力不足以破汾晋。其所以解围而纵高祖者，为不习中土之风，不安中国之美。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胜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