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成为口头讽刺的素材。那些喜欢通过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拿戴高乐当作靶子。

    在我见到戴高乐之前，我对他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狭小，态度傲慢、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几乎无法和他打交道。邱吉尔的洛林十字架的评论，使我对他的印象起了极大的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简单的一句话可以对一个头面人物带来多大的致命伤，造成的印象几乎使人不能磨灭。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斯把托马斯·E·杜威描绘成quot;结婚蛋糕上的新郎quot;就产生过类似的后果。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竞选中失败。如果杜威的反对者当时用器量狭小、自负、易受摆布和矫揉造作等等形容词来描绘他的话，就比不上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所起的作用。

    当我在1947年作为一个国会议员访问法国时，几乎从我遇到的所有法国和美国官员那里都加深了我对戴高乐的否定的看法。他们对他不屑一顾，称他是狂妄的极端分子，永远不会再掌权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国外交官对戴高乐几乎公开蔑视的影响。甚至查尔斯·波伦——他是美国最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手下任过美国驻外大使——也很少掩饰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厌恶。罗斯福总统的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诉我，波伦在他的大使馆的宴会上经常用不留余地的诙谐妙语谈论戴高乐，并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饰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谈、举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乐风闻波伦不喜欢他，也对波伦作了回敬。许多人认为戴高乐有反美的偏见，但我常觉得，这种个人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实际上是关于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鸭式突击课。我了解他的情况越多，就越觉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象麦克阿瑟一样，在战争中勇敢非凡。他预先告诫国人潜伏的危机。下列这个事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象邱吉尔那样，在进入最高领导层以前就已写出了题材广泛、文采出众的许多文章；象邱吉尔那样，他也曾经quot;在野quot;——受到冷落而失去职位。他便利用这些岁月从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也象麦克阿瑟、邱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世界伟人一样，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实际的高大得多，而又距离我那么远。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低级海军军官，坐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读着有关quot;战斗着的法国人quot;的这个任性的领导人的简略新闻报道时，我从未想象过十六年后我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更没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后，他和我会作为法国和美国总统在巴黎并坐一起。

    当我在1960年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时，他的外貌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个高个子——六英尺四英寸，是法国军队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将军——但是他那军人的姿态使得他的身高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后来，我才注意到他略有点驼背。

    在他访美期间，我注意到，就他个子来说，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从不显得迟钝或笨手笨脚——无论是在手势上，或者走路时，还是在使用银餐具时。他具有宁静的、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举止，并伴随着某种旧时显贵的风度。

    1960年我见到的戴高乐，与记者们和外交官员所描绘的傲慢的、盛气凌人的性格相去甚远。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有点难以描述的羞涩。他不热情，但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愿说，他几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文雅的举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他们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们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