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吉田争辩道，虽然蒋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学者，但他疏远了知识分子，这在政治上是无可挽回的致命之处。

    在这一点上，吉田与裕仁天皇的观点不一致。我这次访问见到裕仁时，他依然坚决支持蒋介石。

    吉田与中国在哲学方面几乎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这使他相信，增加中国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会使中国抛弃共产主义，支持自由事业。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热忱地相信，潜在的敌人之间的贸易会导致和平。他还认为，中国介入朝鲜，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担心其边界可能受到威胁。他相信，中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只会反抗侵略，不会发动侵略。

    在美日和平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审议之前，吉田由于对北京持有上述的态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开与大陆的关系。参加条约谈判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诉吉田说，如果他承认中国，参议院就可能拒绝这个条约——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朝鲜和美国人作战——首相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我1953年访问日本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当时预言，对于他任何可能作出的、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行动，美国都会作出强烈的否定的反应。吉田对我的预言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显，我没有动摇他对与北京重修旧好的意见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话，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这样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与我会见的议程中，中国问题仍占很重要的位置，这就不足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们对那年一月份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表示担忧，因为事前戴高乐并没有通知日本。吉田问我，美国是否也会这样做。当我说我不能替约翰逊政府回答这个问题时，前日本驻美国大使朝下幸一郎说，他在华盛顿有点令人伤心的经验：当美国官方宣布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决定时，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预言，在将来某个时候，美国会不通知日本就直接与中国谈判。我有点未卜先知地回答——就象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在进行导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布我将于翌年访问中国的消息的谈判时，讨论的情况不得不对日本及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为任何泄露都会破坏这种刚刚开始的行动。当我宣布这一决定时，它在日本马上被称为quot;尼克松冲击波quot;。尽管人们常常认为，美国此次向中国打开大门是触发中日于1972年9月恢复邦交的火花，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多年以来就在进行贸易和非正式接触了。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们——时常访问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建立官方的关系，与其说是尼克松冲击波造成的，毋宁说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预见到的两国逐渐和解的必然结果。

    吉田全神贯注地关心着政府的连续住等问题——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领导人着手进行，由另一位领导人完成它。我的拜会结束后，吉田陪我走向门口。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吉田上述的想法显得更加清晰了。当时我对他说，我期望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的到来。他笑着回答，quot;不，我想不会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还很年轻（那时我五十一岁），你将来会走上领导岗位的。quot;

    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样，都是虽然年事日高、却越来越优雅大度的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虽然下野了，但由他选定的、现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见的领导人继续推行着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内心是安宁的。

    他确信，自己去世以后，他的优良政绩仍然会传于后世。

    吉田1967年死于大矶，时年八十九岁。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池田首相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