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宿命论的历史学家们给一位能干的领导人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那就是，他能够设法使自己的政策与不可能改变的历史潮流统一起来。简而言之，他们相信历史创造伟人，而不是伟人创造历史。根据这一理论，西德渐渐地接近西欧。并且，由于这股强大的冷战潮流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使西德逐渐远离共产主义东方。阿登纳只是一名作些细微调整的舵手。

    从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论家们珍惜这种学说。然而，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通过实践知道，一个领导人的决定对改变事件的进程能起多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战后早期的这些多事的岁月里，法国和德国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欧洲联合的关键，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个世纪，法国和德国发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残杀。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于无法消除。只是由于阿登纳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诸如舒曼和戴高乐这样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信心，并因苏联威胁构成的新的紧迫感，使和解终于得到实现。

    五十年代，法国议会几次否决建立欧洲军的主张，如果换一位德国领导人的话，可能会使法德关系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敌对状态。然而，阿登纳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经说：quot;我认为，在受挫折的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却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quot;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摇摆在结盟和孤立主义的边缘上。在这样的时刻，当事件可以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轻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个以中世纪初的欧洲的蓝图的现代欧洲的理想的阿登纳准备成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他1953年访问华盛顿后到1961年前，他曾先后访美达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异乎寻常地富有成果。他发觉美国政府比英法更坚决地接受他的西欧防务的想法。1954年，法国反对建立欧洲军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quot;最好的欧洲人quot;是在美国。

    他与杜勒斯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虔诚地信仰宗教，都有从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实于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从容地致力于为反对专制主义的蔓延而斗争。正如阿登纳的传记作者特伦斯·普里蒂写道，quot;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quot;

    阿登纳从未承认过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称之为quot;苏联区quot;。他不相信苏联人关于他们想要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政府的说法。首先，阿登纳知道苏联人从不允许东德进行自由选举。其次，他相信在战后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中立会保持长期的独立。他说：quot;一个人不可能坐在两把椅子之间。quot;

    在国内，阿登纳受到了对手们的严厉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应该更积极地响应苏联人就统一问题偶然提出的倡议。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强他自己坚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quot;杜勒斯和我在一个关键性的信条上是一致的：决没有不报以让步的让步。我们被指责为顽固的和一成不变的，并且整个世界都在要求我们应该更灵活些。quot;

    《纽约时报》赫赫有名的记者苏兹贝格有一天在波恩请阿登纳说一说谁是他迄今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阿登纳走到他的书桌前，拿起一张镶有镜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的照片。这是阿登纳与他这位朋友活着时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位总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