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和阿登纳的欧洲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他关心每一个东德人并渴望他们得到自由。他欢迎并保护那些设法逃出来的人们。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莱茵人，他相信苏维埃东德丧失了基督文明。在他灵魂深处，这种丧失也许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后，由于战后苏联的政策使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无足轻重。在阿登纳时代，没有任何外交倡议能改变苏联把东德变成他们的西方前哨的意图。然而，这样的倡议在西方为保卫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战斗中让位了。阿登纳个人致力于与西方恢复和睦关系是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历和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如果他要维护他的战败国的人民的自由的话，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阿登纳的不朽业绩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戴高乐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一样。给希特勒毁坏了名声和一度堕落了的德国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对阿登纳的最生动的记忆总不是战后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这个人：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地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人们都可以指望他坚如磐石的人。

    他是难得的一位平民能够如此完满地适合担任公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