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上作了告别讲话。当他讲演完毕，整理好讲稿，从内阁席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严肃地走到分配给他的议会席的桌前。在他放弃总理职务的权力时，他的忍耐是可贵的，他的脸部是异乎寻常地无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处于混乱之中。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为建立一个繁荣、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础，但在离职时，他却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他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艾哈德虽然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阿登纳认为是不祥之兆的事态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渐露端倪。上月内，美国和加拿大宣布打算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仅在他向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前二天，他坚决要求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诸如有关柏林等问题的让步之前，决不要批准这样的买卖。那年夏天，他告诉我恰恰是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当他提到缓和这个词时，他显然在颤抖。

    他说：quot;我为谈论缓和一事而感到厌倦和害怕。quot;

    对西方某些天真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们把缓和看成威慑的替换物；而不是如我们俩人所坚持认为的、没有威慑就没有缓和的观点的这种倾向，他和我一样都对此表示担心。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67年我到欧洲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期间，那是在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

    在1963年辞去了总理职务后，阿登纳在1966年也放弃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职务。作为一种礼遇，在联邦参议院里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当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他的外貌使我震惊，这位老人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老人了，他已被剥夺了权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国家的命运。他几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笔直的姿态已经恶化到明显的弯腰曲背了。但是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没有失去一点点思想上的警觉。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从房间的那一头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他转过身来，双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说：quot;感谢上帝，你来了。你的访问像是来自天堂的吗哪。quot;

    我看到了墙上的一幅quot;雅典的卫城quot;油画，阿登纳说：这幅画是温斯顿·邱吉尔画的，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给苏兹贝格看过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说些打趣的话后，我们开始了关于世界政治的认真讨论。

    对戴高乐身后的法国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quot;戴高乐不是反美的：他是亲欧洲的。quot;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国人愿意同苏联的关系更好一点。他相信，只有戴高乐能守住这条反左的防线；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会在法国取胜。

    约翰·麦克洛伊告诉我，阿登纳对戴高乐的钦佩近乎对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访问了这位法国领导人在科隆贝的家后，他对麦克洛伊用敬畏的声调说：quot;当我敲门时，你知道是谁来开的门吗？不是助手也不是仆人，而是戴高乐本人。quot;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他把夏尔·戴高乐想象成为他自己的第九世纪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时被称为夏尔伟人的直系后裔。

    就像阿登纳和杜勒斯的关系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两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都十分虔诚地信仰宗教。两人都是忠实于家庭的人。两人都有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外表都很庄严。两人也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戴高乐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阿登纳则不然。戴高乐虽然最初以一名军事领袖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个内省的知识分子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