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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2 :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9
    亲爱的妈妈:

    这种管理领馆的经验真是我们想象当中最奇特、最有趣和最困难的。这段时期,邦思先生继续在塔仙楼呆着。那里或许是零下许多度的冰天雪地。我这礼拜给他寄了封信。他至少能收到吧?我有点担心他,不知部里会怎么想这件事。至今为止,他已经离开三个月了,而这段时间里正发生着动荡。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圣诞节回来。他回来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共和国了。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现在,让我们以互相拥吻千回来结束这一年吧。感谢上帝,我们是极少数对个人生活没有抱怨的人。

    儒勒

    在政治纠结还没解开之前,成都最后一次进入混乱状态。1911年12月初,这座城市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暴力洗礼。情况十分严重,到了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应被疏散的时候。让儒勒向我们讲述这个日子吧,就像他12月11日向外交部汇报的那样:

    我们上周经历了非常惨烈的一段时间:军队起义,把成都洗劫了,很多地方都在起火,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

    从12月1日起,一阵可怕的交火在新军和旧军之间展开。后者中有三人被杀。他们去营里寻找救援,一边喊着新军起义了。消息并不可靠,却在城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除了这三桩屠杀以外,还有零散的几桩。卡思戴尔先生在门口发现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一个去码头租船的中国人看到一个无头尸;两个警察被殴打;还有受伤的,断肢的,瞎眼的商人,挤在慌张逃离的平底驳船上……

    这种情形,虽然不一定绝对危险,但我看在眼中,认为事态严重,产生了“让所有没有不可避免的任务的人都不要逗留”的想法,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重庆。我特别为妇女和孩子们担忧。其实,木雅克夫人和特里浮夫人都决定离开。我指定特里浮先生陪伴她们,并且暂时结束他在医疗队的职责,以书面命令让他在重庆工作,让他呆在那里,直到陆路开通再回到这里的岗位上来。几乎所有的新教教士都收拾起行李:一个真正的小舰队组织起来了……

    周五,12月8日

    新军和旧军聚集在童桥场(音)上。那是一个和领馆街垂直交叉的练兵场。为了表示接受停火,六个兵团出发去万县沿线的主要城市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我在领事馆的门口观看练兵。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响。起先我以为是练习和朝天开的空枪,但是士兵和人群慌乱的奔跑,让我意识到情况严重。我立刻回屋,关门之前迎进了几个逃命的人。我留在那儿,想借着门栅栏看看风头。我的一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跑来告诉我,绿营士兵们从花园里纷纷进了领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士兵们是来杀我的,他拼命要把我藏起来。我则宁愿自己去看个分明。我发现假设来杀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敌意:“别害怕,别害怕!”他们一看见我就向我嚷道。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人继续跳过墙头,很快就有百十来人,平民或军人,都是来躲子弹的。我向他们打探事情起因,但毫无收获。后来才有了满意的解释:从战斗一开始,有人就向军队许诺了双倍的薪金,可是却只发了一份。于是新军就有人高声反抗,还跑去抢劫军饷。可能有人朝天放枪,由于人群庞杂密集,他们说,两个人被打死了。

    新军一边跑,一边叫“到皇城去,到皇城去”。他们一边跑,一边要沿途的人拔掉“汉”旗。那些旗子迅速魔法般地消失了。朴总理空谈了一番要等着他们,实际上却消失得至今不见痕迹。士兵们分发弹药装备给最底层的人民。很快,城市里的抢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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