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你认为判决结果“重了两倍”。你一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说的呢？我这边有一个中国的法律条文，判处这样的罪行1000大洋（差不多3300法郎），我只罚了他700大洋（1750法郎左右）。这有什么过分的呢？从那之后，我还有另一个判得比较轻的案例，一切都得看被告的条件和社会地位来说。在头一批罚得比较重的案子里，被告是银行家、大商人，等等。其中有一些人请求我免去他们当众出庭的尴尬。我本来还可能为这个收受我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你提醒我注意在租界华人中的形象。我承认我不怎么关心这个，因为我处理的都是小罪犯，他们的敬意有多大意思呢！我就像对普通居民一样，对待租界政府的警察和各类雇员。人们可能说我是“铁腕”的，却没人能说我是不公正的。

    汉口，1913年10月14日

    这周的大事是共和国得到正式承认。上周一选出了总统，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所有的公使团就和新政府进入了正式的关系；所有的领事馆（除了我们的）都接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通告，并且受到去承认当地政府的邀请。对于我们，不仅没有接到通知，反而是自己去向公使团要通告。

    周三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说，国家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第二天早上10点要来领事馆拜访。法国领事馆于是开始付出特殊的代价：为给他荣耀而开夜车缝制中国的旗帜。

    周五，从11点到下午2点在都督家接受接待。大国家的领事坐着自己战舰逆流而上；第二等级的领事（墨西哥、挪威、法国等等）没有船只，就要求搭乘前者的船。我们被英国战舰接纳，受到了热情接待。有小船把我们从“金沙”号上运向岸边。下了这种船，我们要走过一条摇晃的通道才能上岸，没掉进水里，真要奇迹。梯子上好像填满棉花球一样，软绵绵的。真是一次障碍赛。最终，我们上了岸，被安排登上仿佛是来自史前的破车，车夫的装束没法显示出那种特权。激情的游行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可能有几个太冒险的看热闹的公民被挤扁在墙上。中午，公使团长嘶破嗓子发表演说，因为远处的各国战舰正在鸣礼炮。李将军致了回谢词，喝香槟酒，无数的中欧客人鼓掌。再会！……我们在门边看到四轮车消失，在毒辣的阳光下等待了10分钟。重新登上“金沙”号，人们请我们吃午餐。然后，我们离开武昌，同时鸣响十三声礼炮。我无意中被放在礼炮旁边的房间里，觉得自己的头在第一阵炮声中炸裂了。我在24小时内失去了听觉。船在奏炮期间也有不少损坏……

    如果有这样的年代，一个号召就使人民团结在共同的苦难周围的话，1914年就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年头，比起1900年来说，真正开启了二十世纪。

    对儒勒来说，1914年还不是充满致命的先兆的年头。它其实开始得不错。他的上司真正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汉口领事勒孔特先生对儒勒赞不绝口。他的后任，雷欧先生也在年度报告里对儒勒大加赞美。儒勒急着把这一切都汇报给了母亲。

    出于受到这种赞赏而带来的激情，儒勒开始更加随性地说话。在他的一份十分个人化的关于“混合法庭”的报告中，他对这个机制的运行进行了辛辣的分析。并且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特有的方式，他十分生动地让上司注意到他办公室的破旧失修的状况！最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儒勒忽视了外交语言的严格规范，却引起了上级的关心和支持。一直到法国公使本人——孔蒂先生，驻华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表现出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