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预备役的兵员让人想到海地的军队，因为包括两个军官、六个军曹和三个手下！

    在公使馆，孔蒂先生请我吃晚饭。他对我说，他在中间一站曾有意拍电报给我，要求我唱一首关于动员的歌。上帝保佑，这次大动员将会圆满结束，不会让我去兰斯的田径学校接受照顾，如果那样我的肚子和下巴都会瘦下去。

    儒勒

    天津军械库殖民军16团士官

    对于1915年，儒勒后来写道：“多么奇怪的一年，汉口开始，天津继续，北京结束。”儒勒接到动员令却始终隶属领事机构，他戴着“双重大盖帽”，这解释了这几个月中他感情和活动方面的交替变化。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中国同在欧洲一样左右着彼此的未来。对儒勒来说，这一年却是由一次家庭考验开始的。儒勒的父亲，阿尔弗雷德，64岁，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似乎是心理方面的，他住进布列塔尼的迪南的一个诊所。得知消息时，儒勒“温柔却坚决地”埋怨母亲在三个月后才告诉他此消息。儒勒匆匆看过信稿，对玛利亚说这封信是感人的。这确实是儒勒谈论他父亲的仅有的几封信之一，表达了他对父亲所感受到的依恋。

    是否这伤心的消息使他转向了佛教？他放弃了天主教的礼拜，去“参拜一座大宝塔”，而且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肯定是他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好奇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中国养子朱斯特·王的婚礼。而这次经历使他有机会写岀关于中国传统婚礼怎样进行的文章，作为真正的历史见证发表在一个法国刊物上。他对于这类仪式的兴趣使他更接近民众，他不断发现民众的价值，同时学会将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相对化：“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不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企图用我们的方式来裁判他们，我们双方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

    相反，儒勒疏远的正是军事活动。当他离开汉口去天津，他情不自禁地揭露他所在团的“混乱”，并发了几次脾气。在那个时代，他的批评不足为奇。这是与欧洲前线堑壕里发出更激烈更绝望的批评相呼应的。最初那种建立在对法国武力盲目信任上的“枪杆的花朵”的沸腾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明白法军绝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对抗，兵员不足应付任务。

    至于中国的局势，虽然在欧洲局外，但仍然让人忧虑。年初颁布的新法保证袁世凯的终身权力，让儒勒有机会来讲一则他喜欢的轶闻。袁世凯成为中国新王朝皇帝的愿望眼看要实现，但是同儒勒一样，他的这一年也并不如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