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

    真是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心里还觉得高兴！我们的午夜弥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团很到位。

    弥撒过后，我邀请那些军事合唱团的成员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会和合唱的“热情”，使我没意识到自己着凉了，尽管我穿着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时不时记得生活中的“不适”，特别是在过于快乐之后，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节日的时候，这样远离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亲人，唤回过去，重温旧梦。

    上面这些充满乡愁的语句是八年来儒勒和母亲通信的最后几句话。儒勒和玛利亚，如此牵挂，常常想着相聚，终于就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毫不怀疑这是欧洲人将获解放的年头，而他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的几年之中，他的生存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这年年初，法国气氛低迷，因为德国人逼近巴黎，贝当已经要求政府撤离。除了重炮轰炸以外，还有飞机扔炸弹。巴黎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玛利亚以66岁的高龄，继续在炮火中给士兵提供援助。

    幸运的是，1918年夏天，美国人的援助使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转变。11月11日凌晨5点，在禾冬德，签定了停火协议，战争结束了。

    而中国在这一切当中的角色呢？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中国自身的命运常常有规律地和法国的命运发生交织。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而在停火之后，法国境内进行的关于战后处理的讨论，严重而意外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冲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后，积聚了发生巨变的条件。1911年的革命确实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离人民能够享受这种政治果实的时刻还很远。其实，是保守派和军事势力利用了政治和现代化的力量，从中获利。从1912年起，一个“双面的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国家，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如帮派、黑社会、鸦片交易），社会完全失去秩序，进入一种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从深处发生变化的国家，人们要求民族复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摆脱出来。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别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一位叫毛泽东的人，当时以一个湖南教师的身份发表了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意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发生在1910年到1915年间，由新生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倡导人。而凡尔塞条约的签定，粉碎了中国社会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尔塞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是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却因为谈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签下了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条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之后发展为罢课，上海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危机引起了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拒绝政府再拿主权和外国人做交易。1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