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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 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1921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

    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

    广州，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