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在汉口的工作日志上，他的上级头一回对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评语。当然，儒勒曾自认虽然脾气好，但也不乏个性；当然，失去一个孩子，会让人因痛苦而影响和别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儒勒在今后几年的变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久放弃的开头，是一种占据了儒勒心灵的“痛苦的清醒”的结果。儒勒渐渐放弃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级的关系，完全随性而行，随痛苦摆布。灵魂和心灵在漂泊……

    1930年2月，回法国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没想到在见不到玛利亚的痛苦上，还要增加失去一个孩子的悲伤。他带着双重的阴影离开上海，去支持麦尔塞黛，安抚两个孩子。而对于麦尔塞黛来说，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准备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中国。

    因此，1931年儒勒独自回到汕头。这是在一个他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里出现的新城。可是与喧闹的首府不同，汕头只是个懒散的小城，儒勒根本无法过充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汕头的停留期间，儒勒只吃着白面包，远离家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家人过来，而对她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并且还可以保证孩子的教育”。儒勒经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盖中国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的胜利很难使国家真正脱离无序状况。他占领了北京。1928年6月，北京改名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让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时的一个都城而已。在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之间，蒋介石很难说真正占据领土。即使在蒋介石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声明占有了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时，这个政府是残废的、负债累累的，无力以它的权威来统治中国。

    在内政艰难的时刻，中国还要面对日本侵略的外忧。三十年代初，日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