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病让我痛苦烦躁，但我对世界的新奇感却与日俱增，我读各种各样的书。有一天，妈妈给我找来一本达尔文的书，她告诉我达尔文发现了人是怎样进化的。我那时不懂得进化这个词，妈妈就说，达尔文书里写的是猴子怎么变成人的。这样我就懂了，很形象地知道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人曾经是猴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达尔文的这个发现太有趣了，他也让我惊奇地生出很多想象——我的祖先多少辈以前曾经是猴子呢？他们那时候是怎样生活的呢？可我没能看懂那本厚厚的《人类的由来》（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青年时代，我又一次翻开《人类的由来》，才知道他开创了人类对自身的由来、对生物形成和进化的崭新认识，他的观点使宗教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不攻自破。他对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史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那时起，他在我生命的星空里就与马克思、爱因斯坦、圣雄甘地等排在一起了。

    达尔文对蚯蚓发生浓厚的兴趣决不是偶然的。他年轻的时候就搭乘比格尔号（Beagle）船进行了越洋考察，他到过美洲和澳洲，到过很多“未开化的”（untamed savages）地区，采集了大量野生动植物标本和化石，“目睹了人在文明和野蛮的界线上的舞蹈”。考察和研究使他解开了生物进化的奥秘，可是，他却不能把他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公诸于众，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和欧洲，教会仍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进化论对教会的神创说是致命的打击。可想而知，达尔文遭到了教会和其他保守势力多么疯狂的攻击！而他的妻子埃玛（Emma也是他的表妹）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理论与她的信仰是那样的水火不相容。还有他的十个孩子，社会将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达尔文犹豫不决。“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作者出人意料地在书里提到了哈姆雷特。此时，一个伟大的发现正静静地躺在一个信封里，等待着昭示世界，可是它的发现者却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焦虑。达尔文在疾病和痛苦的双重折磨中把目光转向了蚯蚓，这隐藏在泥土中的小生命，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把荒野重新变成绿色葱茏的肥沃土地，把死亡又还原成生命……

    不仅如此，适者生存的结论使他自己也陷入了生与死这种观念的危机。生存竞争太残酷了，生物生存的目的之一，似乎就是让自己成为整个食物链中的一环，如果食物链一旦中断，随之而来的就是灭绝（extinction）。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达尔文在他的科学考察中，对物种的灭绝做了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于死亡，尤其是对生物个体的消失，是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他心爱的女儿安娜在十岁时不幸夭折，达尔文遭受的心灵创痛是难以磨灭的，正是安娜的死，促使他决心向世界公布他的进化论。在连续十三个月的疯狂写作之后，划时代的著作Origin of Species（）完成了。随后，达尔文来到一个叫Moore Park的地方疗养，在他给妻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At last I fell fast asleep on trees, and some  and rural a scene as ever I sa care one penny s or birds had been formed.

    （最后，我在草地上快要睡着了，在我的周围，一群鸟儿在鸣叫，松鼠吱吱地蹿上树梢，还有几只啄木鸟在欢唱。它们的合鸣唤醒了我，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让人愉快的乡村景象，我才不在乎那些兽啊鸟啊是怎么形成的呢。）

    达尔文沉醉在田园诗般的美丽之中，以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