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村干部账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擎声、喇叭声、铃铛声。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致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做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

    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在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