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属及亲属们”，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样子。

    接着县纪委就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没过多久，县委再次调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机动车三十余辆，包围了王营村，扬言要开万人大会，对上访的群众来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严重，正值抗旱关键时刻，提心吊胆陆续回村的王营村民，不得不又四处逃散，以致千余亩玉米几尽绝收。

    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公开审判。开庭那天，县法院事先虽然进行了周密的防范，法庭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装法警，王营村的村民听说县里要公审他们的上访代表，一个个都站了出来，呼啦啦涌来了六七百号人。当检察官宣读王向东和王洪超的“罪恶事实”时，村民们全然不顾法庭的纪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高喊道：

    “你们这是诬告、陷害！”

    “他们冤枉！”

    “我们要求放人！”

    “坚决惩办镇压群众的真正凶手！”

    法庭上大乱。

    这种“炸庭”的场面，在临泉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官和法警全都变得手足无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枪荷弹的法警们怕事态进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离。审判长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实，法官们十分清楚，藐视法律的显然不仅是这些“炸庭”的农民。人民法院是我国国家审判机关，有权确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质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发生不久，县委工作组就已经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县公安局到处张贴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将其称为“打砸抢”，甚至提到了“大肆进行反动宣传”的高度；县纪委做出的《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中，也明确地将其界定为“已构成抢劫罪”。显而易见，县委工作组、县公安局和县纪委都在县法院正式审理之前，就各自确定了“违法犯罪分子”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视法律的违法行为。

    如果临泉县法院不给抓到的上访代表安个罪名，判上两年，这对当时的临泉县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县法院中途休庭之后再没有重新公开审理，却于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王向东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至于二人究竟“妨碍”了什么“公务”，判决书竟比天书还难让人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