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涡阳，何开荫找到了为支持税费改革曾在县委扩大会上摔了笔记本子的汪炳瑜县长。汪县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当何开荫问起新兴镇税费改革的情况时，汪却意味深长地笑了，说：“你还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后喊来信息科长王伟，要王伟领他去找农口的同志陪着下去。

    出了县长办公室，何开荫忍不住地问王伟，新兴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伟悄悄告诉何开荫，说新兴镇闹税改风声已传得很远很远，附近县市不说，连江苏省、四川省的调研组也闻风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乡镇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联袂来此学习取经，但这事在涡阳却至今讳莫如深。

    何开荫听了越发奇怪。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都有风传，他在省城却从未听谁说起，这是不是就叫“灯下黑”呢？

    何开荫跟着王伟去找县农口的同志。不曾想，听说要去新兴镇，他们不是借口工作太忙走不开，就是托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伟也挺尴尬，索性对何开荫说了真话：“现在没人敢陪你下去，我再找一个人，真的不行，我就陪你去！”

    他想到了从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县农委副主任牛淼。牛淼也只有三十多岁，不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农村调研工作。他用电话找到牛淼，牛淼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很爽快地就答应一道陪同下去，这才没让王伟感到过于难堪。

    三人一道到了新兴镇。

    在新兴镇，何开荫见到了镇党委书记李培杰。

    当李培杰知道来的这位省政府参事就是最早提出这项改革设想的人，激动地双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连声说：“这太好了。打着灯笼也寻不到呢，老师今儿个上门来了！”

    李培杰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告诉何开荫，新兴镇的税费改革一直是在偷着干，但这种改革事关重大，仅靠一个乡单兵作战，好比小船闯荡大海，面临的变数太大，风险太大，困难太大。本来，镇里规定，每亩每年只向农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税费”，但上边许多部门依然变着花样压任务，乱摊派，镇里顶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几乎就干不下去！

    何开荫虽然为新兴镇这样的处境感到忧虑，但他还是按捺不住的兴奋。

    他想，干起来就好！尽管新兴镇搞的这种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县搞的公粮制改革一样，说到底，还都只是对旧体制的一种并不理想的修补，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权力，把目前一些并不合法的政府部门与集体组织的利益也纳入税费项目一并征收，甚至随着粮食市场的变化而显得束手无策，但是，这种大胆的改革尝试毕竟遏制住了农民负担增长的势头，调动起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任何一项改革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都远不如它所引发出的问题更多，更广泛，更尖锐，正因为如此，它提供给我们的教益与启示，就比什么都更珍贵！

    这种空前的突破，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义！

    使他意外振奋的是，最早建起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阜阳地区原地委书记王昭耀，这时，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务副省长。这种人事的变动，给了何开荫一种预感：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在深化农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将会给国人带来一点惊喜。

    从涡阳县回来后不久，何开荫去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会议的休息期间，一个叫马明业的与会者找到他，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太和县县长，说他们已经将这一年确定为“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年”，县委县政府还为此提出了一个“以改革求发展，以改革减负担”的战略，县里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最后将着手要进行的改革，确定在“正税除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