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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天降大任——3 改与不改就是不一样
傅锡寿已经丧失了对太和县改革的发言权。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长职务,消息来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刚从欧美出访归来,人还在合肥骆岗机场,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决定。据说,这是因为安徽的干部群众对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的意见太大。这一天,中央将了解中国农民、更熟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担任代理省长。

    了解回良玉经历的人都知道,自打他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树县农业局,以后整整三十年,就没远离过一个“农”字。从公社书记,农牧厅长,到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担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位够格的农业专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对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大为赞赏;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长后,他召开的第一个省长办公会,作出的第一项省政府的决定,下达的“一号文件”,就是将太和县改革的经验,在淮河两岸二十多个县市的范围迅速推而广之!

    其实,也无须像省委书记卢荣景说的那样,“秋后看看效果再说”,还没有等到秋后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见分晓。太和县自从搞了农村税费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时间,便一举创下这个县建国四十五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奇迹:全县三十一个乡镇、九千一百六十八个村民小组、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午季农业税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着多年不见的,踊跃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前排起的长蛇阵,许多乡村干部竟激动得鼻子发酸,眼窝发热,他们说:“过去,向农民要钱的文件多,向农民要钱的部门多,向农民要钱的项目多,向农民要钱的数额多,多得连咱这些当干部的也闹糊涂。现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从前一年忙到头,催钱,催粮,催命,年三十晚上还上门,今天咱是彻底解脱了,又落个清净;从收粮到结账干部两头不沾钱,更落个清白!”

    干部清楚了,清净了,清白了;农民也因为一次征,一税清,一定三年不变,放了心,称了心。

    这年的秋季庄稼虽然受了旱灾,但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前后也只用了十五天!

    这一年全县共征粮六千五百二十七万七千公斤,比原先国家下达的定购任务还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万七千公斤!如扣除价格因素,农民的税外负担就较过去减轻了一半还多。尤其是,全县大胆地放开了粮食的市场与价格,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单商品粮这部分就让农民增加收入一亿五千万元,全县人均增收就达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县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闹到各级党委政府去的,还多达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县两千九百六十九个自然村,一百三十二万农业人口,再无一人因“农民负担过重”去上访的。

    说到上访,阮桥乡马王村马庄的马克中早先是远近闻名的。仅九三年,马克中父子就因负担过重和征缴特产税问题,两次从县告到省,直告到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实行税费改革后,家家一张《监督卡》,户户一本明白账,马克中领着一家人放心大胆地精耕细作,结果,人勤地不懒,午季,秋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带头完成上缴任务后,喜笑颜开地说:“农业税费征实,一切放在明处,任何人不敢再乱收乱摊乱掏腰包,干部不贪污,粮站不压价,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增加了收入,还上哪门子访呢!”

    当然,好事多磨。太和县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就在他们开始税费改革的那一年,正赶上全国推行国税地税分税制的改革。实行了中央财经集权之后,中央政府的好处那是立竿见影的:九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亿,九四年当年就猛增到两千九百零六亿,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两千亿;而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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