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

    说得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动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远去。

    这以后，朱总理还到了安徽省的庐江县新渡乡，与农民进一步地恳谈；回到合肥之后又听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首先对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中敢为人先、知难而进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又是在当前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乡镇财政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需要我们解决好不少棘手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全面推进这项改革，又必须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安徽等地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情况看，不仅在改革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将来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切实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这与农村各级党政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如果安徽在税费改革中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义务教育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还培育了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正气和作风，这就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也就为我国的改革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朱总理最后说：中央寄希望于安徽。中央决定，农村的这项改革，必须在安徽全省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并总结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在全国进行，否则，贸然推开，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欲速则不达啊！

    这年十月，安徽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省城召开，会上传达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就是：从今往后，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方针。明确规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乡镇改为县级财政承担。

    为支持安徽省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02年增加到十七亿元。

    尽管这种支付，对正将这场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财政所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缺口来说，不过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输血”搞改革，也决非中央政府推行这场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过农村税费的合并、暗费变明税的办法，来进行地方支出总量的控制，以期既减轻农民负担，又逼迫县乡尤其是乡级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然而正如农业专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样，当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全面引向深入，当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执行者角色的时候，管制型统治模式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中央、地方和农民，不会携手寻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自然就只有农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严重脱节而未作修补，县级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的今天，巨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乡镇转移到县财政承担，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员私下透露，现在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村级开支“一事一议”范围的扩大和标准被松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默许乡政府和村委会拍卖公共财物来填补财政缺口，而对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农民永远没有发言权的，以致出现农民在自己的田间地头种树还要再向村里“赎买”回来的事情；甚至，明火执杖地，新一轮的向农民公开集资的现象再次发生……

    原有的矛盾并未化解，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如果将这一切都解释为农村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问题，这对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