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琯，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汩罗河。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