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他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寻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的作者罗梭，的作者波伏瓦，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荡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七年多，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般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开交。他全家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亲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溯流而上，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这个地方（今属上海），拜谒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