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转而说到社会，以社会决定论锁定杜甫。这个关键处，冯至先生的结论显然欠思考，抹掉了杜甫之为杜甫的个体特征，让我们只见林子不见树。

    这类常见的、针对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遮蔽了若干年。

    我倒是觉得，家族的背景，对杜甫的成长举足轻重。

    杜甫年幼多病，母亲去世了，父亲忙着做官，他寄居洛阳的姑母家。病弱的孩子看世界，和健康小孩儿不一样的。洛阳，武则天执政时改称周都，经营它二十余年，繁华仅次于长安，胡人、外国人随处可见。胡人在街头活蹦乱跳，寒冬互相泼冷水，欢度他们的泼寒节；跳得忘形时，裸体狂叫，汉人为之侧目，政府出面干预。

    杜甫大约五六岁，牵着姑母的手上街，东张西望，一惊一咋。他是容易受惊的男孩儿，到郾城看了一回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终身不忘。年轻漂亮而又健壮、又充满野性的公孙大娘，是享有盛名的宫廷舞蹈家，她持双剑，着戎装，巡回各地表演，在中原刮起了大漠雄风。她本人，是有鲜卑血统的。汉人看胡人跳舞，犹如欧美白人看黑人狂欢。

    有“草圣”之称的张旭，看公孙大娘跳剑器浑脱舞，悟出神韵，草书才大为长进。

    杜甫看见了什么呢？

    过了五十年，他写诗回忆说：“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可能是因为公孙大娘节奏太快，动作太野，杜甫受了惊吓，小脸蛋失色，以己度人，觉得围观者个个沮丧，天地也为之久久低昂。

    这首着名诗篇，带出了杜甫的身心特征。学者们大都一掠而过，不予深究。

    杜甫生活在姑母的温情中。可能在三岁时，他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疫病，姑母尽量多的照顾他，儿子却丢了性命。杜甫隐约有点记忆，长大后别人提起，讲述细节，他泪流满面，刻骨铭心。姑母去世，杜甫为她守制居丧，视同亲生母亲。他看待世界的温和的目光，和早年的这些记忆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天，既要看到社会，更要看见人性。

    杜甫七岁写诗，九岁练大字，废掉纸笔无数。他具有乖孩子的那种勤奋，和李白神童般的勤奋有区别。明朝人胡俨，在内阁见过杜甫的书法，形容为“字甚怪伟”。而杜甫在诗中议论书法：“书到硬瘦始通神。”

    硬瘦二字，倒像杜甫自己的风格。人们形容杜诗，通常说：沉郁顿挫。不硬不瘦，何来顿挫？

    赖有姑母的悉心照料，杜甫的身体一年年好起来，性格也随之开朗。他晚年追忆说：

    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对记忆有高超的复制能力，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时间长了，许多人的记忆会走样，感觉会变形。杜甫自幼多病，才有对健康的特殊敏感：健如黄犊走复来。这首诗，写的是从病弱的童年向健康的少年过渡的那种欢欣。

    一日上树能千回！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也这样的，可惜现在……中学生小学生，一日上网能千回。

    冯至阐释这首《百忧集行》说：“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这话令人费解。时代挤走了杜甫姑母的身影，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姑母如果稍稍偏点心，杜甫命都不在了，哪里还谈得上健康？至于所谓健康时代，我们到后面不妨睁大眼睛细看，它究竟是怎么个健康法。

    杜甫从小衣食无忧。他的家庭，虽然父辈不如祖辈，但在社会上还拥有特权，享有尊严。比如免赋税、免兵役，逢节日遇大事，亲友纷纷上门。家庭朝着破落的方向，却是慢慢显形的，杜甫没啥感觉。父亲去世前，一切都不错。他不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心里没有这种阴影。鲁迅小时候为父亲的病跑当铺，感受到莫大的羞辱，家道中落，从小